控烟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2009/10/09
人们为SARS肆虐恐慌，为在四川地震者中死难者哀悼，为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违法行为愤怒，为传染病暴发和食品安全隐患担忧，何以对致死数量远远超过所有这些事件中死亡人数总和的烟草却熟视无睹，处之泰然 ? 这正是由于烟草问题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烟草是一种可以使人成瘾的商品、许多人对它的致病和致命危害还没有真正认识；烟草业的强势和欺骗；决策者的税收依赖和犹疑。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控烟工作必然是长期、艰巨的。而在中国还有诸如敬烟、送烟、高价烟、烟草暴利、烟草腐败、烟草业国有、烟草业政企不分等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政治、法律、体制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之更为复杂。
在不同的人群中，对控烟问题的心态也各异。粗略分析，对控烟取消极、犹疑态度者，大致有如下几类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烟草依赖患者 吸食烟草的一大弊端是它的成瘾性。吸烟者在初吸时会有一种兴奋、愉悦的感觉。吸食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依赖，一旦无烟便坐卧不宁，必欲得之而后快。尽管吸烟已经对身体造成伤害，带来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的明显症状，但苦于无法摆脱依赖。为了安慰自己，宁愿相信那些吸烟无害或吸烟有利的鬼话，譬如“吸烟的人不得SARS”呀，“吸烟可以防癌”呀，“久吸之后戒烟会打破体内平衡、反而容易得癌”呀等等。等到一朝身患绝症，为了性命，破釜沉舟，毅然戒烟，但为时已晚，最后含恨而亡。这最后的一幕令人伤感，但能因此引以为戒的不多，以致后人复哀后人，搬演着没完没了的悲剧。这就是突发性群体死亡和积累性群体死亡的差别，即所谓“多少年软刀子割头不知死，直等到太白旗悬才知命有差”。
另一种是烟草税收依赖者 这主要是一部分政府官员。由于烟草税收在政府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在某些地方甚至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生怕控烟会影响税收。于是对一切控烟措施都心怀疑虑，足将行而越趄，口将言而嗫嚅，总是提不起底气来，常常以烟草危害证据难信为搪塞之词。烟草公司看准了这根软肋，所以时时以“降低税收”为要挟，阻挠控烟措施的出台。由于他们身居官位，有一定权力，所以他们的言论也常常成为烟草公司抗拒控烟的护符。其实，烟草危害的科学证据，中国外国都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问题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信不信这些证据。对于不相信科学的人，证据再多也是枉然，他们往往会因此干出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的事来。
至于说到税收，中国的烟草生产已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吸烟人数、受二手烟危害人数和中国每年因吸烟致死的人数也是世界第一。中国青年人吸烟者和尝试吸烟者，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如果还要靠增加烟草供应、促进烟草需求来增加税收，那就只能以牺牲更多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中国不能再走这条路了。当前在四万亿投资中又拿出几百亿来发展烟草业，究竟是国家和人民之福还是国家和人民之祸 ? 事实上由于烟草依赖的存在,即便采取最严格的控烟措施，在二三十年间，吸烟的人群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下降。如果采取提高烟草税收的办法，吸烟人数会缓慢下降而政府征收的税收不但不会下降，还会有一定上升。这是许多采取严厉控烟措施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经验。在这二三十年过渡期内，完全可以培植取代烟草的新兴产业，增加新的税源。
烟草业固然带来了丰厚的税源，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疾病，(且不说腐蚀干部和引发火灾)，从而消耗着大量社会资源。已经有研究证明，烟草业的税收不抵因烟草危害带来的社会支出。只不过，某些官员眼睛只盯着收进来的票子，而对那些消耗的资源视而不见罢了。这种短视行为，为智者所不取。
再一种是习以为常者 他们不是烟草依赖患者，但已习惯于吞云吐雾的生存环境。他们觉得人家吸烟碍不着自己的事，同自己无关，全然不知道烟草不仅危害吸烟者，也同样危害不吸烟者。家庭中一人吸烟，全家受害，对孩子危害尤烈。他们不懂得通过控烟来维护自己健康的权益，也不懂得为了自己和亲人、孩子、朋友、同事的健康，不能置身事外。
最后一种是烟草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完全清楚烟草危害的真实性，但他们是烟草流行的获益者。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可以隐瞒烟草的危害，甚至以“科技创新”来欺骗人们，编织烟草无害的幻梦，运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采取无孔不入的手段，扩大烟草的营销，开拓更为广大的市场，竭尽全力阻挠或削弱控烟行动。
烟草利益获得者是不可能真心诚意参与控烟的。中国控烟的进程的加快，专家也罢，控烟组织也罢，新闻媒体也罢，都只是一种触媒，一种催化剂，要使中国控烟进程加快，获得实质性进展，要靠烟草依赖患者的觉悟，要靠烟草受害者的觉醒，更要靠政府的理智与明智，采取有力的法律的行政的税收的各项措施，真正保护人民的健康，保障人民和维护生命、保护健康的正当权益。
（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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