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哮喘患者的血粒细胞变化模式中学到什么呢？
2017/03/15
使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作为有气道疾病患者的生物标志物已经引起兴趣爆炸。不仅方法容易实施，而且研究表明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急性发作的风险之间存在一贯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可以通过吸入皮质类固醇（ICS）和使用抗白细胞介素-5单克隆抗体来减少。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工作是在重度哮喘患者或涉及ICS干预性研究事后分析的中度至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中进行的。关于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与不太严重的哮喘患者其结局之间的关系，人们知之甚少，几乎没有纵向研究的资料。因此NADIF等人的研究在本期“欧洲呼吸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受到欢迎，因为它在这两个领域提供了新且有趣的信息。
所提供的结果构成了哮喘遗传学和环境（EGEA）的流行病学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包括一项横断分析，分析包括232名患有哮喘的患者和242名这些患者中有症状的一级亲属。在第一次调查时年龄> 16岁的242名参与者身上可获得12年以上的纵向数据。如果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浓度250个细胞/mm3则被分为高组，血液嗜中性粒细胞为5000个细胞/mm3。这些预定义浓度基于先前的数据并且代表血液粒细胞计数分布的第75百分位数。分析血液粒细胞类别，哮喘症状和哮喘急性发作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评估不同的割点，以及通过确定哮喘结果与炎症模式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评估了这些关系有多么稳固。总的来说，这些额外的分析支持并加强了他们的主要结论。
通过使用自我报告的一组四个公认的问题和/或医疗记录审查来鉴定哮喘，而没有使用先进的的肺功能检测。使用对与全球哮喘定义倡议相关的公认问题的反应来评估症状控制情况[10]。作者分别在横断分析和纵向分析组的10％和13％的参与者中报告“疾病未控制”，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中报告“疾病部分控制”。 ICS的总体使用与所报告的哮喘控制水平相比较低，仅有25.7％的参与者在过去12个月内报告正常使用ICS，每日平均剂量为250μg（范围为50-500μg）和60.3%在过去12个月中没有服药。因此，尽管研究的群体有症状且治疗不足，他们可以通过治疗需求标准界定为轻度。
确认了四种主要的血液炎症细胞模式：粒细胞缺乏（48.9％），嗜酸性（31.6％），嗜中性（10.6％）和混合（8.9％）。这些炎症群体在12年内相对稳定。因为没有进行直接气道测量，这些模式如何与气道炎症产生关联尚不清楚。在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地得出嗜酸粒细胞群体更可能患有嗜酸粒细胞性气道炎症，但在嗜中性粒细胞群中不能进行这样的假设。系统性因素，如肥胖，近期感染，年龄和全身性炎症，以及更多的气道特异性因素，如吸烟和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可能已经影响了这一措施。嗜中性粒细胞高的人群往往更年长，更多的是女性占优势，更可能接受ICS治疗，热衷吸烟者的比例更高，更可能在过去4周内有呼吸道感染记录，这些都支持血液中性粒细胞升高的原因多种多样。在纵向分析中，这类人群的哮喘控制较差，发作频率也较高，即使对慢性支气管炎，ICS使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吸烟状况的分析进行了校正。中性粒细胞持续性减少与这些结果密切相关。没有看到与肺功能下降有关联，这一发现与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肺功能下降之间的横断分析及纵向联系的一致性例证相对立。
相比之下，在嗜酸粒细胞组中，与症状或急性发作都没有明显的关系，并且在随时间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转变的患者中这些变量的改变没有意义。该组患者确实具有较高的气道高反应性，随访1秒内用力呼气量较低和血清IgE较高。这些发现不同于DREAM研究，其显示在重度嗜酸性哮喘患者中急性发作频率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两个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观察性研究已经揭示了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哮喘发作的“剂量 - 反应”关系的有力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EGEA人群中ICS掩盖了急性发作频率和血液嗜酸性粒细胞之间的关系。因为很难推理，因此很难确定在非干预性研究中生物标志物和特异性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从安慰剂对照试验中可得到更好的观点，并且未来的研究应当前瞻性地研究不同的血嗜酸性粒细胞阈值的结果。对关键的安慰剂对照试验进行事后分析研究也是有可能的。几项ICS研究已经在COPD患者中进行这种分析了，但尚未在哮喘患者中进行。
NADIF等人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它建议驱使症状表达的机制可以从更传统的哮喘相关措施中分离。因此，治疗策略可能需要从基于症状的一刀切转变为基于病因分析以及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管理的新方法。一个未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血液粒细胞模式识别“可治疗特性”的程度。虽然没发现血液嗜酸性粒细胞和长期结果之间有关系，但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仍然是一个信息生物标志物的最佳前景。
文献来源：Hambleton K, Pavord I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blood granulocyte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 asthma? Eur Respir J. 2016 Oct.;48(4):976-978 (IF:8.332)
所提供的结果构成了哮喘遗传学和环境（EGEA）的流行病学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包括一项横断分析，分析包括232名患有哮喘的患者和242名这些患者中有症状的一级亲属。在第一次调查时年龄> 16岁的242名参与者身上可获得12年以上的纵向数据。如果血液嗜酸性粒细胞浓度250个细胞/mm3则被分为高组，血液嗜中性粒细胞为5000个细胞/mm3。这些预定义浓度基于先前的数据并且代表血液粒细胞计数分布的第75百分位数。分析血液粒细胞类别，哮喘症状和哮喘急性发作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评估不同的割点，以及通过确定哮喘结果与炎症模式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评估了这些关系有多么稳固。总的来说，这些额外的分析支持并加强了他们的主要结论。
通过使用自我报告的一组四个公认的问题和/或医疗记录审查来鉴定哮喘，而没有使用先进的的肺功能检测。使用对与全球哮喘定义倡议相关的公认问题的反应来评估症状控制情况[10]。作者分别在横断分析和纵向分析组的10％和13％的参与者中报告“疾病未控制”，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中报告“疾病部分控制”。 ICS的总体使用与所报告的哮喘控制水平相比较低，仅有25.7％的参与者在过去12个月内报告正常使用ICS，每日平均剂量为250μg（范围为50-500μg）和60.3%在过去12个月中没有服药。因此，尽管研究的群体有症状且治疗不足，他们可以通过治疗需求标准界定为轻度。
确认了四种主要的血液炎症细胞模式：粒细胞缺乏（48.9％），嗜酸性（31.6％），嗜中性（10.6％）和混合（8.9％）。这些炎症群体在12年内相对稳定。因为没有进行直接气道测量，这些模式如何与气道炎症产生关联尚不清楚。在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地得出嗜酸粒细胞群体更可能患有嗜酸粒细胞性气道炎症，但在嗜中性粒细胞群中不能进行这样的假设。系统性因素，如肥胖，近期感染，年龄和全身性炎症，以及更多的气道特异性因素，如吸烟和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可能已经影响了这一措施。嗜中性粒细胞高的人群往往更年长，更多的是女性占优势，更可能接受ICS治疗，热衷吸烟者的比例更高，更可能在过去4周内有呼吸道感染记录，这些都支持血液中性粒细胞升高的原因多种多样。在纵向分析中，这类人群的哮喘控制较差，发作频率也较高，即使对慢性支气管炎，ICS使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吸烟状况的分析进行了校正。中性粒细胞持续性减少与这些结果密切相关。没有看到与肺功能下降有关联，这一发现与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肺功能下降之间的横断分析及纵向联系的一致性例证相对立。
相比之下，在嗜酸粒细胞组中，与症状或急性发作都没有明显的关系，并且在随时间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转变的患者中这些变量的改变没有意义。该组患者确实具有较高的气道高反应性，随访1秒内用力呼气量较低和血清IgE较高。这些发现不同于DREAM研究，其显示在重度嗜酸性哮喘患者中急性发作频率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两个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观察性研究已经揭示了血液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哮喘发作的“剂量 - 反应”关系的有力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EGEA人群中ICS掩盖了急性发作频率和血液嗜酸性粒细胞之间的关系。因为很难推理，因此很难确定在非干预性研究中生物标志物和特异性治疗反应之间的关系。从安慰剂对照试验中可得到更好的观点，并且未来的研究应当前瞻性地研究不同的血嗜酸性粒细胞阈值的结果。对关键的安慰剂对照试验进行事后分析研究也是有可能的。几项ICS研究已经在COPD患者中进行这种分析了，但尚未在哮喘患者中进行。
NADIF等人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它建议驱使症状表达的机制可以从更传统的哮喘相关措施中分离。因此，治疗策略可能需要从基于症状的一刀切转变为基于病因分析以及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管理的新方法。一个未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血液粒细胞模式识别“可治疗特性”的程度。虽然没发现血液嗜酸性粒细胞和长期结果之间有关系，但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仍然是一个信息生物标志物的最佳前景。
文献来源：Hambleton K, Pavord I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blood granulocyte patterns in patients with asthma? Eur Respir J. 2016 Oct.;48(4):976-978 (IF:8.33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呼吸科 赵萱 苏新明）
上一篇：
带有提醒和反馈的依从性电子监测系统可改善哮喘患儿的临床结局的随机对照研究
下一篇：
白介素-6作为哮喘一种的生物标记物：是炒作还是另有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