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背后的“经济账”
2019/04/10
周剑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20002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200025
本期话题：中国签署世卫组织控烟条例十五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关注控烟问题。每年由吸烟引发3500亿的吸烟成本是如何得出的？控烟背后还有哪些“经济账”?一面是万亿税收，一面是健康环保等巨大的隐性损失，如何用经济手段促转型？资本不断涌入电子烟行业，政府是否应当监管？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郑榕。
细算控烟账 每年隐形成本消耗3500亿以上
思远：中国烟民现在有3亿多，其中青少年的吸烟率为6.9%，尝试吸烟率是19.9%，中国烟草每天产生30亿元税收。吸烟的经济账算起来很复杂：一方面有大量税收，支持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带来社会、环境、健康各种隐患和成本。潘局长，您提出提高烟草税率的提案的考虑是什么？
潘碧灵：我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国家现在GDP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现在每年有1.5亿人出境旅游，目的是享受美好的生活。如果说仅仅是经济问题，国家完全可以下决心，不管到底产生多少财政税收，但这里面更多的是老百姓已经形成了生活习惯和隐患。
潘碧灵与郑榕接受央广经济之声采访
思远：来算算经济账，每天中国的烟草税收就是30亿，除了看得见的这30亿，因吸烟产生的疾病、环保成本，以及青少年人群吸烟，这些方面的损失有多少，有没有精确的测算？
郑榕：这个测算在80年代、90年代是有的。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和UNDP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测算出来的成本口径比较小，大概带来的经济损失是3500亿。其中包括直接的医疗成本和一部分间接成本，比如住院的、门诊的，医疗药费等，这些属于直接的；间接的是陪护人工、亲属陪护、营养品，这些不是直接刷给医院的钱；还会有环境损失、由于吸烟所导致的火灾等损失，以及二手烟问题，所以如果把这些都算进来做全面的测算，很遗憾现在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控烟。
“低价烟”泛滥成青少年吸烟隐患 控烟需用经济杠杆
思远：“控烟”是指不在公共场所抽烟，还是从产业上，控制生产烟的规模？
郑榕：控烟一是控烟草的供给、生产，二是控制它的消费。首先我们说控烟没说禁烟，因为烟草是世界上唯一的对人健康有百害无一利，又被合法生产和消费的。2003年-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签订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是2005年加入。这是世界第一个健康方面的全球公约。第二，烟草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吸烟者开始吸烟时，不能充分估计到对健康的损害和戒断的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干预，干预手段包括：烟的包装上有警示、公共场所禁烟。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税和价的调解：绝大多数消费品价格提高，就会影响人的决策。这个措施对青少年、低收入者来说，更为有效。控烟就相当于清理一个污水池，关键是要阻止新的水进来。
思远：从执行上，烟草企业和政府对这个事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潘碧灵：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看问题要更全面、更系统一些。控烟这个问题，是世界公认趋势，就像现在环境保护一样，这是各个国家达成共识的。我们国家也把控烟作为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吸烟率现在是27.7%，国家规划2030年吸烟率要降到20%，目前来讲，提税提价是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如果说价格提高10%，在发展中国家的话，烟的消费量可以降8%，发达国家大概是4%。低价烟的问题，特别会影响青少年这一块。现在国家一包烟的均价是14块钱，低价烟只有3-4块钱。因为低价烟太便宜了，所以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就容易染上烟瘾。
思远：提高烟草税的价，是指应该用立法去推动，还是政策性倾斜，让企业被迫上提价格，或是直接提高市场的门槛价？
潘碧灵：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通过税收调节，就是提高烟草税。世卫的目标是烟草税占它价格的比重是70%，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只有56%，另外就是对低单卷烟的价格，国家应该强制性的，比如说不能销售低于10块钱的。
“万亿”烟草税 第一刀怎么砍？
思远：从健康、环保的角度，它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中，需要平衡好多的矛盾，如果严格控烟，税收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站在烟民的角度，强制性阻断也好，提价也好，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和遇到阻碍？
潘碧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长远来看，国家是可以下这个决心，比如前些年，全世界我们国家是第一个全部取消农业税的。因为这是“三农”薄弱环节，要支持。随着下一步经济发展，烟草税可能慢慢降到5%以下，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但对局部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湖南既是烟叶生产大省，也是卷烟产业大省。这个时候，国家该制定一些鼓励、奖励或者补偿的措施。
思远：郑教授，普通烟民深度成瘾了能不能戒断？控烟的措施，该怎样照顾这部分群体，做整体设计呢？
郑榕：世界卫生组织在控烟的措施上，包括公共场所无烟立法，包括包装警示，还包括一个叫戒烟服务。从医学的原理上来说，它是可以阻断这种成瘾性的，但根据吸烟的年龄、各种情况，可能会有差异。
世界各国提高烟草税以后，政府收入是在增加的，烟草消费是在下降。我看了这么多国家的案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太平洋的汤加，它现在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已经达到85%，烟草税提高以后，政府收入下降。但是它这个国家特殊，在国内只有10万人口。人口基数太小了。但即便是这样，这个国家仍然下定决心，每年提高烟草税。因为这个国家以胖为美，所以肥胖带来很多疾病的负担，影响了整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发展。所以国家各方面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力。像中国这样，处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2015年，我们提高了烟草的消费税，效果立竿见影。当年税提高了4%，反映到价格上提高到10%，使得2015年消费量下降了2.4%，第二年又下降了5.6%，这两年的下降，是我们在过去的20年当中，第一次看到烟草的生产和销售量下降，效果非常明显。
资本扎堆的“电子烟”赛道：有益？有害？
思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电子烟，前一段时间争论也非常大，有人说它是好东西，能阻断烟瘾，也有人说更害人。从去年共享单车这些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有投资人大量投入到电子烟领域。电子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危害，有没有科学的权威论证？
郑榕：以英国为代表的早几年研究，认为电子烟能帮助戒烟，后来陆续发现，电子烟同样有害。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不主张把它作为一个戒烟手段，因为是新出现的，所以对它的研究还不充分。
思远：潘局长，现在擅长营销的、包括社会上的一些资本都去投电子烟的生产线了，电子烟该不该管，该怎么管？
潘碧灵：电子烟并不是国家下一步要鼓励发展的产业，所以不应该鼓励风投、企业投入到电子烟的生产。国家应该要关注这个问题，下一步要采取一些有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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