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Thorax》杂志邀请学者Akihiro Shiroshita对一项重要研究（Rutter et al.）进行了深度评论。该研究是基于来自23个国家4项研究的个体患者数据的Meta分析，通过精妙的研究设计，对我们长期以来关于儿童“特应性哮喘”（即通过皮肤点刺试验检测，由 IgE介导的过敏性哮喘）与“非特应性哮喘”风险因素的认知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新方向。作为临床工作者与研究者，上述研究对推动中国儿童哮喘的精准防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 核心问题：我们过去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误判”
传统上，研究者将儿童哮喘粗略地分为“特应性”（过敏性）和“非特应性”两类。在寻找风险因素时，通常简单地将“特应性哮喘”患者与“健康无哮喘”的儿童进行比较。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缺陷：它无法区分一个风险因素究竟是促进‘哮喘’发生，还是仅仅导致‘特应质’形成。
解读： 这就好比想找出“哮喘特异性”的风险因素，却把“过敏体质”本身这个巨大的混杂因素混在了一起。例如，如果发现养猫与特应性哮喘相关，这实际无法确定养猫是促发了哮喘，还是仅仅让孩子对猫过敏（形成了特应质），而哮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二、 研究创新：四象限分层法，实现“精准剥离”
Rutter团队的研究核心创新点在于其开创性的分层分析框架。他们将研究人群划分为四个明确的组别：
①参照组：无特应质，无哮喘；
②纯特应质组：有特应质，但无哮喘；
③特应性哮喘组：有特应质，有哮喘；
④非特应性哮喘组：无特应质，有哮喘
通过这一框架，他们构建了四条独立的发病路径：
①“参照组”→“非特应性哮喘组”；
②“参照组”→“纯特应质组”；
③“纯特应质组”→“特应性哮喘组”；
④“参照组”→“特应性哮喘组”
其核心在于以下三种精准的组间比较：
①识别“纯哮喘”风险因素：比较 “非特应性哮喘组” vs “参照组”。这样找到的因素，是独立于特应质、直接促进哮喘发生的。
②识别“纯特应质”风险因素：比较 “纯特应质组” vs “参照组”。
③识别“哮喘发生”的关键因素：比较 “特应性哮喘组” vs “纯特应质组”。这是整个研究的精髓！这个比较直接回答了：“对于一个已经具备过敏体质（特应质）的孩子，是什么额外的因素促使他最终发展成了哮喘？” 从而真正剥离出了从“特应质”迈向“哮喘”的推手。
三、 颠覆性发现：两类哮喘的风险因素高度相似
应用这一新方法后，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在剥离了特应质相关因素的影响后，特应性哮喘与非特应性哮喘所关联的风险因素非常相似。
解读： 这一发现有两层可能的深刻含义：
可能性一：两类哮喘的发病机制底层通路可能比预想的更为接近。特应质（过敏）可能只是一个“背景音”，而非驱动哮喘的“主旋律”。
可能性二：当前的临床表型划分可能存在误分类。很多被诊断为“非特应性哮喘”的孩子，可能只是尚未被现有检测手段发现其特应质状态；或者，一些“特应性哮喘”患儿，其特应质与哮喘仅是巧合共存，并无因果关系。
一个生动的例子：研究发现“水果摄入”是特应质形成的风险因素，但对两种哮喘均有保护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不进行分层分析，就会得到模糊甚至矛盾的结果。
四、 对临床与科研的启示与展望
这项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研究设计革新： 未来哮喘流行病学研究，尤其是寻找风险因素的研究，建议采纳或参考这种分层分析框架，否则结论的可靠性将大打折扣。
重新审视“特应质”的角色： 需要通过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在儿童哮喘症状出现前就动态监测其特应质状态（如定期进行皮肤点刺试验或sIgE检测），以明确特应质究竟是哮喘的“始动因子”，还是仅仅是一个“并行标志”。
推动精准定义： 在临床实践与研究中，应更审慎地使用“特应性哮喘”这一诊断，意识到其内部可能存在异质性，并积极探索更精准的内型分型。
总结
Rutter和Shiroshita的工作提醒我们，科学进步不仅依赖于新技术的发现，也依赖于对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与创新。中国拥有庞大的儿童哮喘人群和丰富的临床资源，我们呼吁国内同行在设计与解读哮喘研究时，重视表型分层与比较组的选择，以推动中国儿童哮喘的精准预防与个体化治疗。
参考文献
1.Shiroshita A. Clarifying the distinct risk factors of atopy and asthma in childhood.
Thorax. 2025 Oct 8:thorax-2025-223533. doi: 10.1136/thorax-2025-223533.
2.Rutter CE, Mpairwe H, Figueiredo C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topic and non-atopic asthma in school-age children from high-income and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orax 2025. doi:10.1136/thorax-2024-222118
一、 核心问题：我们过去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误判”
传统上，研究者将儿童哮喘粗略地分为“特应性”（过敏性）和“非特应性”两类。在寻找风险因素时，通常简单地将“特应性哮喘”患者与“健康无哮喘”的儿童进行比较。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缺陷：它无法区分一个风险因素究竟是促进‘哮喘’发生，还是仅仅导致‘特应质’形成。
解读： 这就好比想找出“哮喘特异性”的风险因素，却把“过敏体质”本身这个巨大的混杂因素混在了一起。例如，如果发现养猫与特应性哮喘相关，这实际无法确定养猫是促发了哮喘，还是仅仅让孩子对猫过敏（形成了特应质），而哮喘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二、 研究创新：四象限分层法，实现“精准剥离”
Rutter团队的研究核心创新点在于其开创性的分层分析框架。他们将研究人群划分为四个明确的组别：
①参照组：无特应质，无哮喘；
②纯特应质组：有特应质，但无哮喘；
③特应性哮喘组：有特应质，有哮喘；
④非特应性哮喘组：无特应质，有哮喘
通过这一框架，他们构建了四条独立的发病路径：
①“参照组”→“非特应性哮喘组”；
②“参照组”→“纯特应质组”；
③“纯特应质组”→“特应性哮喘组”；
④“参照组”→“特应性哮喘组”
其核心在于以下三种精准的组间比较：
①识别“纯哮喘”风险因素：比较 “非特应性哮喘组” vs “参照组”。这样找到的因素，是独立于特应质、直接促进哮喘发生的。
②识别“纯特应质”风险因素：比较 “纯特应质组” vs “参照组”。
③识别“哮喘发生”的关键因素：比较 “特应性哮喘组” vs “纯特应质组”。这是整个研究的精髓！这个比较直接回答了：“对于一个已经具备过敏体质（特应质）的孩子，是什么额外的因素促使他最终发展成了哮喘？” 从而真正剥离出了从“特应质”迈向“哮喘”的推手。
三、 颠覆性发现：两类哮喘的风险因素高度相似
应用这一新方法后，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在剥离了特应质相关因素的影响后，特应性哮喘与非特应性哮喘所关联的风险因素非常相似。
解读： 这一发现有两层可能的深刻含义：
可能性一：两类哮喘的发病机制底层通路可能比预想的更为接近。特应质（过敏）可能只是一个“背景音”，而非驱动哮喘的“主旋律”。
可能性二：当前的临床表型划分可能存在误分类。很多被诊断为“非特应性哮喘”的孩子，可能只是尚未被现有检测手段发现其特应质状态；或者，一些“特应性哮喘”患儿，其特应质与哮喘仅是巧合共存，并无因果关系。
一个生动的例子：研究发现“水果摄入”是特应质形成的风险因素，但对两种哮喘均有保护作用。这充分证明了不进行分层分析，就会得到模糊甚至矛盾的结果。
四、 对临床与科研的启示与展望
这项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研究设计革新： 未来哮喘流行病学研究，尤其是寻找风险因素的研究，建议采纳或参考这种分层分析框架，否则结论的可靠性将大打折扣。
重新审视“特应质”的角色： 需要通过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在儿童哮喘症状出现前就动态监测其特应质状态（如定期进行皮肤点刺试验或sIgE检测），以明确特应质究竟是哮喘的“始动因子”，还是仅仅是一个“并行标志”。
推动精准定义： 在临床实践与研究中，应更审慎地使用“特应性哮喘”这一诊断，意识到其内部可能存在异质性，并积极探索更精准的内型分型。
总结
Rutter和Shiroshita的工作提醒我们，科学进步不仅依赖于新技术的发现，也依赖于对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与创新。中国拥有庞大的儿童哮喘人群和丰富的临床资源，我们呼吁国内同行在设计与解读哮喘研究时，重视表型分层与比较组的选择，以推动中国儿童哮喘的精准预防与个体化治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杨跞予 赵海金）
参考文献
1.Shiroshita A. Clarifying the distinct risk factors of atopy and asthma in childhood.
Thorax. 2025 Oct 8:thorax-2025-223533. doi: 10.1136/thorax-2025-223533.
2.Rutter CE, Mpairwe H, Figueiredo C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topic and non-atopic asthma in school-age children from high-income and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orax 2025. doi:10.1136/thorax-2024-2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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